推进能源革命及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发展，是我国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要突破点。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。实现高质量发展，要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、由依靠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、由高耗能高排放向绿色低碳转变、由行政化管控向市场化运营转变、由主要依靠国内向提高全球竞争力转变。

　　一是新时代能源发展要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。大力加强技术、管理和商业模式等创新，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，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技术标准引领能力，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，以降低可再生能源投资和运维成本，因此，要深入研究和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。

　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实施以技术为支撑的能源转型政策。总体上看，未来能源行业将逐步与大数据、虚拟发电厂、智能电网、物联网、共享经济和区块链技术、数字技术融合，能源的发电成本将不断下降、能源投资重心向绿色清洁化能源转移，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。中国在《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计划(2016-2030)》中对可再生能源、先进储能、智能电网等技术都制定了发展路线图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。

　　二是新时代能源转型发展要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条件的约束，着眼于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协调发展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，提升能源行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让协调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内生特点。

　　尽管非化石能源成为世界能源转型与发展的方向，但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天然气比重仍然偏低，特别是天然气行业正处于黄金发展阶段。做好新旧能源产业的协调发展将是能源转型长期面对的问题，要在保障能源安全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之间协调和平衡发展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油气能源体制改革提出要全产业链协调发展，通过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，推动竞争性市场的建立，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，提升行业整体价值创造力。从区域看，我国西部能源密度比较高，东部是耗能密度、负荷密度比较高，存在区域分布不平衡。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主要靠西气东输、西电东送、北煤南运等大型长距离运输工程来解决，未来也可考虑有效利用中东部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，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，让中东部地区成为能源的消费者和生产者，从而缓解能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矛盾。

　　三是提高能效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新时代能源转型主要路径。为此必须调整产业结构，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，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。提高能效是能源结构改善的关键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能效提高了5倍，能源结构有了很大改善，但是能源强度仍然偏高，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.55倍，是日本的4.9倍，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。提高能效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，要限制传统重工业和高耗能产业的持续扩张。比如，我国长期以来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，又带动水泥、钢材等产能的大规模发展，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资源浪费。另外，房屋建设质量和地方大量住房的空置率加大了能源消耗强度，需要加以改进。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集聚化过程中，产生了城市雾霾、堵车、垃圾围城等问题，因此，要建立真正适应人居的友好城市，摆脱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径。

　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的主要目标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加快向太阳能、风能及生物质能能源转型进程、提高能源安全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。从全球趋势看，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是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信号，风力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两个主要领域。我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增长速度很快，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施将取代传统发电厂成为电力系统的支柱，因此需要更为灵活的供需双向匹配。随着分布式能源和电动汽车的兴起，智能电网技术成为推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的主要方向之一，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将基本完成智能电表的升级，发展中国家市场也在兴起，逐渐成为电力消费的新模式。

　　四是新时代的能源转型需要制度上的根本保障。既要发挥市场的内生活力，又要发挥政府在各种财政、金融、税收等政策制定中的作用。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，需要借鉴国际经验，完善创新驱动包括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、金融创新等手段，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，不断完善立法并加强监管，构建高质量的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经济体系。

　　因此，要加强作为事前性制度安排的政府监管，和法律制度进行互补，有效保障能源的转型发展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应该说，制度完善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国能源转型与发展的关键。